[糧食戰爭中篇] 農業商業化的背後 威廉恩達爾
20世紀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將農業商業化的轉型定義為「人類歷史上改變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最大事件」，這一轉型的舞臺已經搭建完畢。他認為，所有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學組織的科學監督。在整個基因革命的演進過程中洛克菲勒基金會都處於核心地位。從綠色革命到基因革命，這個基金會在制定改變人類飲食方式的戰略和手段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甚至能讓全世界斷糧。
「綠色革命」的興起
「商業化農業本身則只是經濟戰爭的一個幌子。」
恩道爾與《大生》記者互通郵件的過程中屢次強調，商業化農業與綠色革命雙管齊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宏大戰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後他們資助的基因改造植物的開發研究也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它們彼此前後呼應。
洛克菲勒的綠色革命開始於墨西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風行於拉丁美洲，當時，洛克菲勒理事會的諾曼·博洛格來到墨西哥時，他主要研究抗鏽雜交小麥和雜交玉米新品種，還沒有涉及到幾十年之後的基因改造工程。由於洛克菲勒的人脈關係，綠色革命隨後不久就傳播到了印度及亞洲的其他地區。恩道爾說，這場綠色革命在名義上是通過宣揚自由市場的高效率，凸顯出所謂的「共產主義的低效率」，其實際目的在於控制一些關鍵的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而這些都在20世紀50—60年代的農業和生物科學研究的偽裝之下，洛克菲勒集團通過綠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戰略——這個戰略的核心內容是通過引入「現代化的」農業方法來增加農業產出以減輕饑餓。多年後，他們用同樣誘人的觀點推出基因改造革命。無獨有偶，在2008年的八國峰會上，聯合國以抗擊饑餓的名義呼籲各國注資第二次綠色革命。
記者：當「綠色革命」披著傳輸農作物科學和現代技術的外衣，把美國的商業化農業引入到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時，您認為是什麼因素導致了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接受了美國商業化農業的方式，而讓這個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成為現實？
恩道爾：全球農業綜合企業的工程已經再度開始，資助這項工程的同樣是洛克菲勒基金，與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後支持美國經濟學家瓦西裡·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兩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約翰·H.大衛斯( John H. Davis)領頭的項目一樣，他們兩人都是美國農業部以前的助手。他們在食品行業的生產和銷售配額方面繪製了一個長期的革命圖紙，並將其命名為「農業商業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4年期的10萬美元的資助，在哈佛設立了「美國經濟結構的經濟研究專案」，這個哈佛計畫與它的商業化農業概念是美國糧食生產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後來把商業化農業革命和發輾基因改造商業化農業視為「人類歷史上改變全球經濟和社會的最重大事件」。他認為，商業化農業專案的核心驅動力是將「縱向整合」(即壟斷)重新引入美國糧食生產當中。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很少有美國人意識到為了防止關鍵產業形成壟斷，人們進行了艱苦的鬥爭敦促國會祭出法律，禁止標準石油公司這樣的業界巨頭和托拉斯進行縱向整合。即兩個經美國國會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裝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行銷法》。這兩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類加工和農業部門壟斷力量的集中，並管理保證公眾環境的健康衛生。
正如後來他們被發現的那樣，這項工程中的秘密議程違反美國先前數十年的法律，而這個法律禁止食品行業的縱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問題，在企業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潤時顯現出來。就某種意義而言，基因改造工程是農業商業化專案的頂點。這給私人的公司比如孟山都契機和能力在十年的時間內以控制種子的供應。要是我們盲目地去允許這種情況發生的話，如無意外，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今天將在他90歲的高齡，仍端坐在一些基因改造生物科技公司的會議桌前做著指導。如果食品在利益的驅使下經過處理和破壞純粹性的分配之後，遠遠談不上對於人類健康的本質產生好的影響或者沒有影響。
記者：商業化農業中大型企業的作用是怎樣的？
恩道爾：農業綜合企業首先是美國「獨創」。我想清楚表明的是我很支持運用現代的生物技術以生產更高產而且對於人類而言更有營養的食物，而哈佛商學院設想的農業綜合企業只考慮了一個目標：在全球化的糧食生產中追求最大的利潤，並由此產生大約15—20個全球的巨頭企業，大部分被美國控制。私下裡這自然被構想為美國全方位優勢的戰略價值，這是輻射全球的權力。基因改造工程和終極者專利「自殺之種」從2007年開始便成為孟山都領有執照的專利專項。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孟山都的這個專利持有是通過美國農業部(USDA)與美國政府合作的。而商業化農業本身則只是經濟戰爭的一個幌子。
農民的困境
20世紀90年代末，家庭式農民完全喪失了對市場的控制，大多數農民的收入就急轉直下。根據美國參議院農業委員會的一項研究顯示，農民資產淨值的回報率已經從70年代的每年10%下降到每年2%。與此同時，工業化食品加工部門的股票淨值的平均回報率從1993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23%。成千上萬的獨立家庭式農民隨著商業化農業的普及與大規模運營被迫放棄農業生產。恩道爾說，放棄的理由很簡單——他們沒有能力進行競爭。傳統農業本質上是勞動密集型的，而工廠式農業是資本密集型的。
1995到2003年間，美國的納稅者支付了1000億多美元的政府農業補貼款，愛荷華州參議員湯姆·哈金(Tom Harkin)曾公開發表言論，表示這些補貼款並沒有發到苦苦掙扎的家庭或農民手中，大部分發給了大型商業化農業的經營者，其中數百萬發給了降低政府補貼的鼓吹者大衛·洛克菲勒。約10%的大型農業集團獲得了72%的農業補貼款。
記者：您提到「農業綜合企業」使美國商業化農業變為現實，農民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負債累累，成為為農業綜合企業服務的一環，這個轉化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恩道爾：農業的商業化運行在整個美國已經很成熟，這也是所謂的農業商業化，這是基於一種將「成本代價」壓縮到絕對最小值的商業模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容易受到攻擊而忍受最大成本壓力的是整個糧食產業鏈上的家庭農場，他們擔當著最有價值的環節，卻更加依賴這種商業模式，而這些農場也必須直接負責可食用的安全食品的供應。在美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商業化模式得到第一次的發展，而傳統的、曾經無比自豪的家庭農場主淪為與商業化企業簽定契約的勞力，一種新的中世紀式封建農奴模式在形成，這些勞動力都與孟山都、嘉吉或其它的農業企業巨頭簽定契約。
以動物飼養業務(CAFOs)的工業化雞肉為例，健康與安全的法規遭受違犯，非法移民的勞動力(擔心被驅逐出境的人群)被迫地在非人的工作環境中為阿肯色州的泰森食品公司這樣的農業巨頭追求最大的利潤。農業商業化革命的核心在於這種垂直型經營，它在區分優先秩序中只有一樣東西：季度利潤額位於公司之首，不管是嘉吉還是愛荷華的泰森食品公司還是聯合利華還是卡夫食品。
據參議院農業委員會的一項研究顯示，商業化農業的普及與大規模運營讓獨立家庭式農民飼養的牲畜價格下降，農民被迫放棄農業生產而離開這個行業。
1979-1998年間，美國農民的數量下降了30萬人，養豬場的數量從60萬個下降到15.7萬個，然而出售的生豬數量卻在增長。合併的結果是，美國3%的豬場生產了50%以上的生豬。(資料來源於美國關愛農民協會)。2004年11月，參議員湯姆•哈肯領導下提交了一份少數派報告揭示，截至2004年，美國糧食與農業經濟的集中和壟斷程度已經非常嚴重。報告發現4家最大的牛肉加工企業控制了84%的肉牛屠宰和64%的生豬屠宰。4家公司控制了89%的早餐麥片市場。而這份報告因美國總統大選臨近而束之高閣。
記者：美國的商業化農業中大型企業將大量的禽畜進行圈養，從而降低了禽畜的品質和加重了環境的負擔，美國政府如何就這個問題向民眾交待？
恩道爾：集中畜牧經營(CAFO)的肉類食品在出售時被打上了「便宜肉」的紅色標誌。華盛頓政府在熱情推進農業商業化的進程中極大忽略了其對健康造成的危險性。被他們稱作「被限制的飼養肉」或「集中動物飼養業」的部門，有時卻是極其荒誕卻是合理地被商家和哈佛商學院共同認為是利潤最大化的先鋒模範。集中畜牧經營把牲畜儘量放在最小的空間內，一隻豬從出生到被屠宰的平均重量為500—600磅，從未離開過和它幾乎大小相同的柵欄，有些在有生之年從來沒有見過陽光。美國農業部估計集中飼養的動物中大約有10%死於緊張、疾病和受傷，對於一些品種的雞來說這個比例可達28%。
在美國，在我的遊歷和對社會的接觸過程中瞭解最多的是，3至4家農業巨頭公司至今在牛肉、豬肉和幾乎全部的雞肉的生產方面佔有支配的權力。美國國會研究所已經調查並對這些集中動物飼養業令人震驚的健康和衛生條件發出了警告。成千上萬的動物從飼養到屠殺都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被讓其快速長肥的抗生素刺激得上氣不接下氣。被快速傳播的疾病卻經常被忽視。美國公眾健康的疾病的緊急事件時而發生，比較普遍的有沙門氏菌、大腸桿菌、隱孢子蟲和糞便大腸菌等，其含菌量可達人體排泄物的10到100倍之多，有40多種疾病可以通過動物糞便傳染給人類。這些都歸咎於此種不衛生的大規模養殖的方式。
據調查，最近爆發的H5N1和很多亞洲國家發生過的禽流感直接原因歸咎於泰國和其它一些地方像集中動物飼養商業化這樣的家禽加工廠。我個人在德國已經不在飯館裡吃雞胸肉，因為這個嘗起來已經不像是真正雞肉的味道。最好吃的雞肉仍然是那種家庭農場養殖的可以在院子裡徜徉的帶骨的雞肉。歐盟的大部分家禽養殖業也已經商業化經營，或者是進口美國，或者是其它集中畜牧經營的肉類。但這也不完全是消極的消息，歐盟已經開始猛烈地打擊美國用激素餵養的牛肉進口，甚至按照WTO的章程進行處罰。
在中國時，我注意到，中國食品相對於我在歐洲的飯館吃到的味道和品質都有極大的差異，當然也不同於美國的。我希望這樣的品質和新鮮感，自然的味道和豐富的營養永遠保留在中國的食譜中。
更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是誰在推動全球農業的商業化進程——嘉吉、ADM、邦吉、孟山都、道化學、杜邦等——這些企業已經有長期的計畫和市場運做經驗。正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於1970年發佈的言論表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類。」在1950年哈佛大學緩慢地開始進行農業商業化革命之前，整個人類從未受過對食品鏈的集權控制這樣的威脅。
洛克菲勒基金的力量
基因改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孟山都集團的貪婪和對種子企業的壟斷，儘管他們對此也很貪婪。這與背後的權力有關。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發起了對基因改造植物的商業用途的可行性的大規模研究，那時他們稱「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項長期的主要工作。」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金為世界範圍內的基因工程科學研究和發展注入了一劑重要的催化劑，這直接導致了基因改造植物的產生，即基因革命。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公佈的資料得知，在隨後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為了促進和宣傳基因工程的開發研究及其在轉變世界糧食方面的應用，直接投資了1億多美元，間接投資則超過幾億美元，由此可見，基因工程顯然是他們戰略計畫中的重大步驟。
在1984年國際水稻生物技術項目(IPRB)啟動之前，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已經盯上了亞洲的金飯碗——水稻。而他們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選擇從水稻開始是謹慎的。正如一位水稻研究人員鄧尼斯(Dennis Normile)所指出的那樣，水稻是24億人的主食，處於不同地理環境的農民馴化和發展水稻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對於大多數亞洲國家來說，水稻和食品安全緊密相連。世界上90%以上的水稻產自亞洲，主要是中國和印度，80%的亞洲人把水稻作為日常飲食的主要食品。恩道爾說，30多年來的綠色革命過程破壞了水稻的多樣性，洛克菲勒的基金革命利用他們所謂的「高產品種」把亞洲農民捲入到世界貿易體系和化肥、高產種子、殺蟲劑、機械化、灌溉、信貸和行銷方案等方面的國際市場中，這一切都是來源於西方的農業綜合企業。
記者：我對您在書中提到的「綠色革命」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減少了農村人口……這絕非偶然，這是為計畫中的美國未來的跨國製造業積蓄廉價的勞動力。這個觀點感到很震驚，在您看來，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去預防這種情況的發生？
恩道爾：我在印度和其它地方都接觸過一些農業方面的積極分子和活動家，他們已經證實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綠色革命」宣傳並非基於事實。小麥每公頃的產量在第一或第二個收穫季節呈上升趨勢，但接下來產量就會再度下降。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地方的大農場主購買了大量的機械化設備，使收益達到最大化。在這個過程中，世界的生物多樣性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大多數的植物只能依賴於孟山都、杜邦等大的種子企業企業。美國國際開發署、洛克菲克基金會和後來的福特基金會扮演的角色成為進行綠色革命的主推手，甚至想讓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獲得諾貝爾的「和平獎」。二戰以後，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他的兄弟們——大衛、約翰三世、勞倫斯——開始為他們用於戰爭中的化學製品尋找新的市場。他們發展他們所說的綠色革命以便於創造大的氮肥、汽油的新市場，以滿足拖拉機、化學除草劑、殺蟲劑等類似產品的需求。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地方的農村居民人口在減少。我當然並不是反對拖拉機或者食品生產中的新科技，但是對於人體和動物的消費而言安全，健康的食物應該是整個進程的核心內容，而不僅僅是為私人企業的極大利潤所付出的巨大代價。
在眾多案件中，發展中國家正在反對對他們的農場進行農業商業化。像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機構很難單方面促進農業商業化的議程。我相信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很有建設性的角色以幫助那些更小的國家脫離苦苦支撐著的農業商業化破壞性的影響，當然也決定於中國本身的選擇意向，或者對生物安全食品的促進，或者對基因改造種子企業繁殖的釋放。
記者：您的論點是圍繞著怎樣的思路？您想揭示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恩道爾：基因改造工程不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孟山都集團的貪婪和對種子企業的壟斷，儘管他們對此也很貪婪。這與背後的權力有關。他們的手法與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如出一轍。英國海軍和軍隊以及政治的力量來自於私人壟斷集團在背後的支撐，他們主要的意圖在於用鴉片讓中國人沉溺其中，從而阻止中國向西方的開拓，並控制了中國的發展。用一種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話，我更傾向於把基因改造工程的推進比作新一輪的鴉片戰爭。
[糧食戰爭中篇] 農業商業化的背後
- DANIELHUNG 於 2014-08-04 13:26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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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正視基因改造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