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一曲《送別》唱到今天，激起人們多少往日情懷!這首名歌的曲作者，是美國音樂家福斯特;而詞作者，便是我國近代藝壇上的一位傑出的先驅人物：李叔同，也就是後來的弘一法師。
李叔同(原名文濤，別號息霜，法號演音、弘一)曾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創始人之一，正如他的弟子——著名畫家豐子愷所說，他是我國最早出國學文藝的留學生之一;是最早提倡話劇，最早研究油畫，也是最早研究西方音樂的藝術教育家之一。他終身的“藝事”——書法，更是達到極高的境界，被譽為20 世紀中國十大書法家之一。這位20世紀初瑜亮一時的藝術家，中國現代藝術啟蒙教育的先驅者，不啻如流星劃過夜空，卻想不到于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斬斷世情俗怨，從此芒鞋布衲，托缽空門。由風華才子到雲水高僧，由峰而谷，這一極具戲劇性的轉折，怎不令人愕然、惘然?在一本“紀念冊”裏，留有他年輕時飾演“茶花女”的倩影，也印著他安樣圓寂于陋室繩床的情景。
關于李叔同先生皈依佛門的緣起，眾說紛紜，但無論在俗、出家，李叔同的“塵緣”實際上從未斷過，且十分認真執著和徹底。他傳奇般的一生充滿詩意和神秘感，今天的人們，觀照昔日弘一大師的塵緣萍蹤，想必會多一份對人生的感悟和啟示!
二十文章驚海內
李叔同于1880年陰歷9月20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他父親為李鴻章同年進士，曾官吏部主事。致仕後經營鹽業，興辦銀行，為津門富豪。李叔同是五姨太所生，當時他父親已68歲，雖然李叔同五歲即遭父喪，他少年時的生活仍然是極為優裕的。他的兄長和母親很注重他的教育，延請了天津名士趙幼梅教他詩詞，唐靜岩先生教他書法，加之他本人極為聰穎好學，小小年紀便積累了非常深厚的國學修養。有道是“《文選》爛，秀才半”，李叔同7歲時便能熟讀《文選》，且寫得一手像樣的書法，被人稱為“神童”。
由于家庭的變故，李叔同14歲陪他的生母南遷上海。
晚清的上海，也是西洋文明和東方文化碰撞的邊緣。既有傳統文化的底子，又有“歐風東漸”的浸染。李叔同在上海入南洋公學從蔡元培先生受業，與邵力子、黃炎培、謝無量等人同學。這是當時上海最先進的學校。在這裏，他一方面接受了較係統的儒家經典教育，一方面又吸納了“新學”的精華，促發了他積極用功，奮發有為的心態。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參加者多為一時俊傑。而李叔同應徵的文章，名字屢屢列為第一，從此被上海的名士聞人所青睞，被視為“才子”馳名于上海灘。
二十歲上下的李叔同，不但是才華橫溢的文士，也是一個頗為放浪的富家公子。在天津、上海，他與一些藝界女子甚至風塵女子來往不斷，與名坤伶楊翠喜、謝秋雲等過從甚密。李叔同早年的詩詞有許多與名妓名優唱和的作品，稱他“寄情聲色”，是一點不過分的。然而，寄情聲色亦自有其社會與個人的背景。 1900年前後，中國已被列強“瓜分豆剖”，日漸淪亡。李叔同本人亦經受了科考失敗等打擊，眼前缺乏前途的光亮，不免追求聲色刺激，所謂“奔走天涯無一事。何如聲色將情寄，休怒罵，且遊戲”。表明他當時的消極情緒。雖然如此，李叔同在上海時期，上有慈祥的母親、下有賢惠的俞氏夫人和兩個孩子，家庭生活卻是幸福、祥和的。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李叔同充分享受親情乃至物質利益的時期，這種富家公子生活直到1905年，李叔同喪母之後。
1905年，李叔同的母親王夫人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李叔同扶柩回津，並依“東西各國追悼會之例”，為母親舉行了喪禮。舉哀之時，李叔同在四百多中外來賓面前自彈鋼琴，唱悼歌，寄托深深的哀思，此舉被視為“奇事”，天津《大公報》稱之為“文明喪禮”。
李叔同很早喪父，教養培育基本靠他的生母王夫人，是以奉母至孝。生母去世，對他刺激很大，認為自己的“幸福時期已過去”，乃東渡日本留學。
是年，李叔同曾作一首《金縷曲》述志，其詞曰：“披發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于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來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一派豪氣，充滿了熾盛的愛國熱情，卻也不乏“當時年少青衫薄”的衝動與柔情，是當年李叔同的自我寫照。
丹青與粉墨
李叔同初到日本，對于明治維新以後的西化成果深感羨慕，對西洋藝術全面研攻。他在上野美術學校西畫科從黑田清輝等畫家學習，同時又入音樂學校研究樂學與作曲，業余還研究戲劇。
在日本學習美術，李叔同接受的是西方寫實主義教育體係，這與中國傳統的以“修身齊家”為目標，“以學致仕”的教育體係是完全不同的。中國傳統的繪畫，固然有其博大精深的一面，而西方寫實主義美術更能表現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能深入人的精神生活，具有其獨特的力量。在上野美術學校，李叔同作為中國第一代美術留學生，受到日本各階層的廣泛關注。日本《國民新聞》記者曾專訪這位“清國留學生”的畫室，只見四壁懸挂黑田、中村等人的畫作和李叔同的油畫稿，筆致瀟灑，令人讚賞，這篇訪問記就被刊于當時的《國民新聞》，很為人所注目。李叔同刻苦學習，勤奮創作，其作品獲得了當時日本美術界的很高評價。在日期間，李叔同創作了大量油畫、水彩畫、國畫和版畫，回國時僅油畫作品就有數十幅。這些藝術珍品，大師在1918年出家前將它們寄贈給北京美術學校作資料，可惜大多失散。1940年，印度詩人泰戈爾邀請李叔同將他的作品送歐洲舉辦的世界美術展，臨時竟一幅都找不到，只好作罷。現今保存的叔同畫作不過十幅，但均為藝術瑰寶。
上野美術學校課程中有裸體寫生的內容，李叔同曾雇請一位日本女郎作模特，這一時期創作的人像人體素描，有不少成為美術史的重要文獻資料。天長日久，李叔同和這位端莊秀麗的日本女郎發生戀愛，結為異國伴侶，並于1910年一同回到上海。
在日本學習美術，使李叔同確立了“以美淑世”，“經世致用”的美術教育觀念，並在國內培養了眾多美術人才。而“裸體寫生”也由他引人中國美術教育中。藝術大師劉海粟先生多年後談到李叔同在我國首創採用裸體寫生的貢獻時，仍然激動不已，對先生的藝術膽略非常佩服。
李叔同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就學得很好，曾細讀原本的《莎士比亞全集》，對西洋戲劇傾心已久。1906年，他與曾孝谷等人創辦“春柳社”，提倡話劇，這就是我國最早的研究話劇的團體。這個團體先後演出《茶花女遺事》、 《黑奴吁天錄》等，李叔同均任主角，一時聲譽鵲起。初演《茶花女》時，李叔同為了串演女角，還不惜將小胡子剃去，花重金做了好幾身女西裝，十分認真。春柳社第一次演劇時李叔同所寫的戲單印刷品，也被日本帝國大學圖書館珍藏。由于《黑奴吁天錄》中有反對民族壓迫的內容，此劇還遭到清政府的禁演，這也說明其影響之大。
為人師表
李叔同一貫是堅定執著的愛國者。留日期間，就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與反清的革命鬥爭。1911年回國後，李叔同擔任上海《太平洋報》藝術副刊主筆，竭力宣傳革命。在上海，他加入文藝革命團體“南社”，創作了《祖國歌》《大中華》等振奮人心的歌曲。作為激進的青年，他不滿黑暗的現實，要求改革社會，報效國家。滿腔愛國激情，化為澎湃激昂的詩句：“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男兒若論收場好，不是將軍也斷頭。”
然而“辛亥”以後的中國，並非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一片光明，清政府被推翻了，卻代之以軍閥統治，社會的黑暗腐敗，理想抱負的難以實現，使李叔同深感苦悶和孤獨。在這種心情中，李叔同應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之聘，擔任音樂、美術教師，實踐他早年確立的“以美淑世”、“經世致用”的教育救國理想。
浙江一師是當時國內有影響的學校，師生中都英才輩出。著名文學家夏丐尊先生就是這裏的國文教師。而豐子愷、劉質平等文化名人均就讀于此，是李叔同的得意門生。在同事、同學們心目中，這位李先生是怎樣一個人呢?一言以敝之曰：“認真”。
夏丐尊先生《平屋雜文》一書中有好幾篇是寫李叔同的。他對這位“畏友”充滿敬佩，認為李叔同是“我們教師中最不會使人忘記”的。夏丐尊多次對學生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丐尊先生任學校舍監的時候，有一事非常困擾：有同學失竊，而始終無人肯承認。李叔同乃獻一策：君請書通告一紙，限某日前認錯，否則本舍監只有一死謝罪!還強調：必須是準備認真踐諾，方有效力。夏先生實行沒有，不得而知，但確實感到“駭然”于他認真的精神。
豐子愷在懷念先師的文章中寫道：李叔同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但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每次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板書齊整，然後端坐講臺等學生到齊。而對待學生的態度，李先生是“爸爸的教育”，是“溫而厲”的態度。
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出門，和氣地叫他進教室來，用很輕但很嚴肅的聲音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然後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把門關上。
由于他的博學和人格魅力，李叔同令師生們敬仰有加。“一師”時期，也是李叔同生命的輝煌時期，在各個藝術領域，詩、音樂、美術、金石書法方面，均達到了那個時候的最高境界，為後人提供了咀嚼不盡的精神食糧。
然而，這位漸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藝術家，卻在“五四”運動的前夕、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正式皈依佛門。
念佛不忘救國
李叔同原本常讀性理方面的書，後來又忽然對道教發生興趣，案頭常放著道藏。據豐子愷回憶，李先生經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分贈給弟子們，倣佛即將遠行一般。有一天，李叔同由校工聞玉陪同，到大慈山辟谷，斷食達十七天。他還將斷食的感受詳細記錄于《斷食日志》。這期間，他自感身心靈化，似有仙象。平時以寫毛筆字打發時間，筆力絲毫不減，而心氣比平時更靈敏、暢達，有脫胎換骨般的感覺。斷食之後攝影留念，並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下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
但學道時間很短，“斷食”之後即在儒學大師馬一浮先生的指引下學佛。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李叔同把豐子愷和另兩位同學叫到他的房間裏，把房間裏所有東西送給這三人。第二天，豐子愷等三人送他到虎跑附近的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號弘一。
李叔同家人知道他出家的消息後，曾多次要求他還俗。他的夫人攜子來勸說他，他拒不會見，後在朋友苦勸下相見一面，但雙手合十，口念佛號而已。與他深深相愛的日本側室專程趕來，他也只是口誦“阿彌陀佛”，再無他言，日本夫人只得痛哭而返。
李叔同出家後，發願精研戒律，並且嚴格依照戒律修持，虔誠得近乎苦行僧。初修凈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向以戒律森嚴著名，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極，被稱為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弘一法師為弘揚律宗，曾立下四誓——
一，放下萬緣，一心係佛，寧墮地獄，不作寺院主持;二，戒除一切虛文縟節，在簡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不開大法，不作法師;三，拒絕一切名利的供養與沽求，度行雲流水生涯，粗茶淡飯，一衣一袖，鞠躬盡瘁，誓成佛道;四，為僧界現狀，誓志創立風范，令人恭敬三寶，老實念佛，精嚴戒律，以戒為師。
二十多年精誠莊嚴的自律苦修，弘一法師使傳統斷絕數百年的律宗得以復興，佛門稱弘一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曾說，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著人世的事業”。宗教的虔誠與獻身精神並沒有使他放棄救國的願望，反而更加強烈。1941 年，弘一法師還寫過一幅橫卷：“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其跋語寫道：“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弘一法師皈依佛門之後，依然廣結善緣，開導眾生，以喚起、提高人們的愛國熱情和責任感為己任。或者，這種“宗教救國”的理想，與大師早年 “教育救國”的理想是一脈相承吧!正因為如此，當時許多文化名人都頗為欣慕大師，與之結“方外之友”。
著名作家郁達夫曾到福建拜訪弘一法師，相見之下，郁達夫先生竟產生削發出家的念頭，希望追隨大師的步履。弘一法師對他說：“你與佛無緣，還是做你願做的事情去吧!”贈郁氏著作數種而別。郁氏後來因英勇抗日，被日本憲兵殘殺于蘇門答臘。
據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的回憶，徐悲鴻先生曾多次訪問弘一法師這位藝壇前輩。有一次，徐悲鴻發現山上一棵已枯死多年的樹木發出了新芽，頗為吃驚，于是問道：“此樹發芽，是因為您——位高僧來到山中，感動這枯樹起死回生嗎?”大師答道：“不是的。是我每天為它澆水，它才活過來。”徐悲鴻曾為大師作油畫象，“以全力詣其極”，頗為深刻地表現了弘一大師的莊嚴與慈愛。
柳亞子先生與弘一早年同辦過《太平洋報》，弘一出家後，就與柳亞子失去了聯係。1939年抗日軍興之際，弘一在福建泉州度60 壽辰，忽然收到柳亞子一首祝壽詩，詩曰：“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大雄大無畏，跡異心豈異。閉關謝塵網，吾意嫌消極。願持鐵禪杖，打殺賣國賊。”
當時在場祝壽的人見到這首詩，莫不縮頸咋舌，可是弘一讀了微微一笑，提筆回詩偈一首，雲：“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柳亞子讀後，不由嘆道：“嗚呼，洵可謂善知識矣!”並作《懷弘一上人》文。
絢爛之極，歸于平淡
弘一法師在出家之後，就毅然割斷了他曾醉心研究過的話劇、油畫、西洋音樂諸藝術。唯獨于書法研習不輟，老而彌篤。他認為：“夫耽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于世，令諸生歡喜受持，非無益矣。”(《李叔同臨古法書‧自序》)。李叔同出家前即以書法名世，有深厚的碑學功底，其書法大都凝重厚實，結構舒展開張，點畫方折勁健，富于才氣。而他的書法之真正成熟，是在成為佛門弟子之後。
由于外部環境和內心精神世界的改變，李叔同出家以後的書法作品，可以說是充滿了宗教所賦予的超脫和寧靜，不激不厲，心平氣和。在俗時那種點畫精到，刻意求工的效果不見了，而代之以圓潤含蓄，蘊藉瀟灑，給人一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覺。正如大師自己所解釋的那樣：“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靜、衝逸之致也。”弘一法師的書法，實際上是一種心靈的跡化，是大師一生藝術作品中最寶貴的結晶，深受各階層人士的景仰。弘一出家後，一直保持著與在俗的朋友、學生的密切聯係，而書法則是這種聯係的主要媒介。他書寫了大量作品，廣結墨緣，也留下了一幅幅藝術精品。
除他的弟子們之外，與弘一結下墨緣的文化名人也很多。文學家如魯迅、郭沫若、葉聖陶……藝術家如吳昌碩、王一亭等。魯迅先生曾在日記中詳述自己在內山完造家求得弘一法書而為之欣喜不已的事。郭沫若先生亦通過法師在俗弟子轉求大師墨寶，加以珍藏，還在致法師的回信中對法師一以貫之的文藝觀——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深表服膺。
據弘一法師弟子劉質平先生回憶，國民黨慕弘一法師名，多次派人勸說，請他做國民黨的政治和尚，並請他用雙款為蔣介石書寫對聯，軟硬兼施，都被法師堅決拒絕，並謝絕會見，始終不給一字。但是普通農民請法師寫字，則十分容易，如距寺院較近，有時還親自送去。于此可見法師偉大人格之一斑!
弘一法師寫經，是以心安神定，高度鎮靜的功夫，運之于腕，貫之于筆，傳之于紙，故有斂神藏鋒的氣韻，寫畢，往往滿頭大汗，非常疲勞。這樣的佛教藝術精品，自然是寶貴的文化財富!日本大學裏，就把法師所寫的《四分律表記》及《華嚴經集聯》影印本作為研究書法與哲學的資料。
悲欣交集
1942年秋，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圓寂，遵佛教儀式火化，其舍利分別由泉州清源山彌陀岩，杭州虎跑寺建舍利塔供養。法師垂危時，曾作二偈給夏丐尊等舊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裏。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詩境圓融、灑脫、從容，充分表達了大師對生與死的必然，和萬物生生不息的自然規律的徹悟。只有具備如此淵博深厚的學養的哲人，才能有如此博大、恢宏、超脫一切、悲憫一切的胸懷，才能如此冷靜地、理智地、從容地面對生死之界限。誦其詩，令人起敬。
大師病重後，拒絕醫療探問，一心念佛。他告訴他的弟子妙蓮法師：“你在為我助念時，看到我眼裏流淚，這不是留念人間，或挂念親人，而是在回憶我一生的憾事。”
10月10日下午，弘一法師索來紙筆，寫下“悲欣交集”的絕筆交給妙蓮。大師“悲”什麼?“欣”什麼呢?與婆娑世界離別是悲，往生西方是欣。山川草木、宮室樓臺、尊榮富貴乃至親朋骨肉，在佛家看來，如曇花一現，皆為幻象、夢境。夢中離別，亦有悲情，雖有悲情，實乃空虛之悲。而欣則是真欣!涅磐入寂，成就正覺，豈非最可欣之事?自古無哪位高僧大德往生之時道出這四字，這足以證明弘一大師的無上智慧!
10月13日(陰歷9月4日)晚，弘一法師安詳圓寂于陋室板床之上，他的眼角沁出晶瑩的淚花。
一代大師就這樣逝去了，連同他淵博的知識，驚人的才華，不凡的經歷……像流星劃過太空，又如飛蛾撲向星辰。
然而，弘一法師究竟不同于一般的和尚，他傳奇般的一生，乃是不斷自我超越、自我升華的一生。即使皈依佛門，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而是痛感于眾生疾苦，為了人生之根本問題“行大丈夫事”的。所以我們在法師的塵緣之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絲一毫不肯茍且的做人態度，是“救護國家”的火熱心腸，是對生命的無限熱愛與悲憫……，正如弘一大師的法侶，高僧廣洽法師所說：“雖親近大師有年，但覺其語默動靜，無非示教，因不敢以文字讚一詞也。”
“今宵別夢寒”，而弘一法師的一生塵緣，恰似疏林晚鐘，在精神的時空中回蕩、延伸，幫助我們脫離一切虛妄與茍且，而拯救靈魂于不自覺的“陸沉”，去承擔起人生旅途的重任!
